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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我今年第二期待的韩国电影,看完真是佩服

2019-06-28

 
      

文 |刘起


今年戛纳电影节午夜展映单元的韩国犯罪动作片《恶人传》,在戛纳上映时大获好评。影片在韩国本土也获得了不错的票房,上映首周观影人次超过百万。随即,好莱坞制片公司第一时间抢先买下该片的翻拍版权,进一步提升了这部韩国类型片的关注度。

《恶人传》有着一个打破犯罪片常规的情节设定——刑警、黑帮老大联手欧博平台追捕连环杀手。刑警质疑:「一个坏人会去抓另一个坏人吗?」黑帮老大则说,这是「两个坏人会抓住更坏的人」。

正是这一在类型电影叙事框架中做出的创新,才使这部类型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。

《恶人传》(2019)


与此同时,《恶人传》的成功,也在于剧本创作严格遵循类型叙事规则,其戏剧冲突、人物关系、叙事结构、情节模式工整严谨,处处精心设计,确保能够达成预设的情感效果。


一个热血固执的爆烈刑警(The Cop)、一个暴力冷酷的黑帮老大(The Gangster)、一个冷血变态的连环杀手(The Devil),这三个人物,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的戏剧冲突。



这并非打破了警匪犯罪片的二元对立,而是通过三角关系构建出三组二元对立,大大增加了类型叙事的复杂度和层次感。作者试图在一个灰色的三角关系中探讨谁才是恶人?究竟何为正义?

这一带有创新性的剧情设定,是如何增加了文本的叙事强度,其独特的趣味又是什么?

《恶人传》把通常警匪片中刑警与黑帮的矛盾对立关系,变成了合作互助关系。原本势不两立、水火不容的正义警察与邪恶黑帮,最终变成了并肩携手、配合无间的伙伴。


双方为什么会联手?如何才会走到一起?一个是原因,一个是过程,这两点,一定要在剧作中给出高度合理的情节设定,才能对观众具有说服力。此处,剧作的严谨与层层推进,体现出了韩国类型片写作的高度成熟。

主角刑警郑泰锡,绝不是与黑帮沆瀣一气的黑警。一开始就表现他是一个嫉恶如仇、视黑帮为眼中钉的火爆刑警。办案途中堵车,他也会顺道去踢了黑帮摊子,教训一顿看不顺眼的黑帮小喽啰。


黑帮老大张东秀,也绝非良善之辈,而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黑帮头目。影片开始,通过一场他暴打人肉沙袋的练拳戏,展现出这个人物的狠劲与残酷。


一个无差别杀人的变态连环杀手,成为原本互相对立的两人建立合作的原因。

黑帮老大偶遇连环杀手,毫无防备的他差一点成了连环杀手的又一个屠杀对象。凭借强壮体格和矫健身手才侥幸脱险。为了找出杀手并复仇,他召九乐棋牌集黑帮手下展开追捕。


而爆烈刑警郑泰锡,对接二连三的凶杀案件心急如焚。上司的不作为,制度带来的各种限制(刑警不能去追查辖区外的其他案件),严重阻碍中华娱乐了他侦破案件。

本来,两人各自追查杀手,井水不犯河水,也不一定要合作。

然而,黑帮老大因为被刺杀,开始逐渐失去在黑帮中的地位和震慑力。刑警因为上九乐棋牌司的不积极,导致人手不足、案件迟迟没有进展、无辜的受害者在不断增加。双方的追查受到的重重阻碍,才导致两人最终选择联手,借用对方的资源来加快查案的速度。


虽然两方选择合作,正/邪双方却又如同磁铁的正负两极,其中存在巨大的反作用力。由此建构了一种包含着两种反向力量的人物关系,合作是正向的吸引力,互相的怀疑、敌视、对抗则是反向的排斥力。

《恶人传》的另一重戏剧张力来自刑警与黑帮在目标、行动方式上的彻底相反、无法兼容。

刑警的行动严格依照法律、维护社会规则与伸张正义。黑帮的行动则彻底触犯法律、破坏规则与反正义。


然而,大部分人,在面白金会对一种极端的恶或暴力时,往往不再希望以法律或规则来解决,而是希望这种恶和暴力受到超越法律限度的、更严苛的惩罚。或者,当人们对法律不够信任时,或者法律存在漏洞时,以暴制暴就成为一种潜在的心理需求。

以往的类型警匪片中,比起正义、守规矩的警察,那种有些暴力、不守规则、游走在法律边缘灰色地带的爆烈刑警,反而更有吸引力和戏剧性,也往往成为推动故事的动力。比如《老手》中那组行为暴力但目标正义的刑警,总会让观众大呼过瘾。

《老手》(2015)


所以,《恶人传》中黑帮破案打破规则、无所顾忌、以暴制暴,也因此更直接、更高效、也更符合观众的心理期待。

更重要的是,刑警、黑帮老大联手追捕连环杀手的设定,也构建一个充满张力的三角关系,形成三组相互对立的戏剧冲突,警察—杀手、黑帮—杀手、警察—黑帮。


通常在警匪片或犯罪片中,戏剧冲突建立在警察与罪犯的二元对立之上,为了集中展现大量动作场面,犯罪片往往较少设置几组人物关系。所以,《恶人传》中的三组关系,情节强度远远超过二元对立的警匪片。

更值得称道的是,《恶人传》中每一组对立的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,又不是单一的,而是多层次的、丰富的,同时包含正反两种力量。


除了警察—杀手这一组警匪片中的常规人物关系,创作者在另外两组人物关系中,精心构建了复杂、暧昧的矛盾。

黑帮—杀手这一组人物关系中,黑帮老大为了复仇中华娱乐去追捕变态杀手,是正义的理由。但黑帮老大为了除掉黑帮内部的对手,用凶手的刀杀了黑帮对手并栽赃嫁祸给凶手,这又是不正义的理由。


警察—黑帮这一组人物关系中,刑警打击犯罪和违法生意,是符合常规的。刑警与黑帮合作破案,则是反常规的。这两人的合作,既包含正义的理由(找凶手),也包含不正义的理由(警察帮黑帮老大杀了他的对手)。

这三组人物关系之中,最核心的是警察—黑帮这组人物关系,其合作又对立的关系也并非一直稳定不变,而是在整个叙事进程中反转了几次,对立——合作——再对立——再合作。


开始,警察一心想要打击黑帮组织的非法营利机构(对立)。之后与黑帮一起追捕杀手(合作)。再后来与黑帮争夺凶手、并借机打击黑帮(对立)。最后,为了将凶手绳之以法再次合作(合作)。

片名为《恶人传》,其字面意义就带有某种群像描写的意味。影片中主角是警察与黑帮,同时有一个存在感很强的连环杀手。那么,究竟谁是恶人?


首先,连环杀手是毫无疑问的恶人。一种泯灭人性的、绝对的恶。与此同时,影片也告诉我们,他身上的恶来源于另一个恶——父亲对幼年他的虐待家暴。我们看到,恶带有某种传染性和破坏性。


黑帮老大当然也是恶人,影片表现了他的几次暴力行为。一开场,他暴力的殴打一个人形沙袋。在与黑帮竞争对手谈判过程中,徒手掰断了对方小弟的牙齿,形成了巨大威慑。为了巩固自己的黑帮地位,残忍的暗杀了竞争对手。后来,用暴力威胁对他不服气的黑帮同伙。


虽然警察通常是正义的化身,但在《恶人传》中,创作者暗示警察身上也有某种恶。比如警察局长收受黑帮贿赂、对黑帮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甚至成为黑帮的保护伞。主角郑泰锡虽然心存正义,但也经常滥用暴力,欺负黑帮小混混。有一句台词,黑帮小混混对警察说,你们跟我们有什么区别。


但影片又拍出了人性的错综复杂、善恶莫辨,拍出了黑白混淆不清的灰色地带。

黑帮老大对黑帮内部对手的暴力残忍,是恶的。

但对一个陌生的路人,又体现出某种善。他把自己的伞送给初中女生,自己淋雨。凶神恶煞的马东锡在这个情境中,产生了某种反差萌。


结尾,为了不让连环杀手逍遥法外,被通缉的黑帮老大,牺牲自由向警察自首,以便作为证人上法庭指证杀手。这种牺牲是为维护正义,是某种善。


但这种善又包含恶的种子。黑帮老大对警察提出自首的交换要求,把他与连环杀手关入同一个监狱,暗自想要杀死连环杀手报仇。虽然对方罪有应得,但已经被判死刑,所以黑帮老大用私刑杀人,又回到了某种恶。

影片的这一结尾,表现出了某种暧昧不清、模棱两可的对于正义的态度。

这就是观众对于以暴制暴的心理需求。当一种恶(连环杀手的无差别杀人)太过人性泯灭,太过残忍,以暴制暴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正当性。


观众知道以暴制暴的危险性,但又期待正义以这种方式彰显。而在虚构的电影中,这种以暴制暴对于现实则是安全的,既满足观众潜在的期待又不使他们的内心产生某种愧疚。

《恶人传》中,也能找到一些经典类型电影的痕迹。比如一开始刑警去老虎机地下室威胁黑帮老大的场景,与杜琪峰《PTU》的一个场景颇为相似。而雨夜作案的连环杀手,与奉俊昊《杀人回忆》开元棋牌里的罪犯也有某种呼应。

《恶人传》(2019)



《PTU》(2003)


虽然本片在破案这一情节主线上,某些戏剧转折略显仓促潦草,对于人物性格和人物动机的刻划,也存在不够深入不够合理的问题,但这种正义警察与邪恶黑帮合作的模式,无疑为犯罪类型片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思路,也增加了犯罪片类型叙事的文本复杂性,更为犯罪片包含的道德困境与人性拷问,提供一个并非黑白分明的切入角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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